曾令毅
國家鐵道博物館副研究員兼研究典藏組長、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台灣

　　自古以來，歲時祭儀所反映的一直都是人們與無形的天、有形的地，所長期累積的一種互動模式，也是後人理解特定區域的人群與周邊環境及社會文化等內在構造的一個重要視角。就如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學者就曾使用教會及帳簿資料長時段地觀察地方社會與經濟變遷的歷史。因此，本文將藉由清末至戰後（1876-1975）臺灣南部六堆佳冬地區舉辦「拜新丁」祭儀而遺留下來的福德會之兩本帳簿為研究分析材料，長時段地理解佳冬當地與周邊地區，百年來
的社會文化結構及經濟變遷的樣貌。

　　本文將以分析祭儀及帳簿為主，目前初步獲得一些研究方向與成果。一是六堆客家元宵節前夕的「作福」（向伯公祈福）祭儀早已不可考，但附在作福祭儀內的「拜新丁」目前看起來可能是從左堆佳冬地區開始，並於光緒二年（1876）制度化、組織化，這可能與咸豐三年（1853）的「林恭事件」有關。或者說，祭儀反映的可能是左堆與枋寮地區的閩客衝突，產生的一種六堆社會內部機制，然後這個機制再擴散、落實到六堆其他地方。而「拜新丁」祭儀主要是向伯公（土
地公）祈求保佑男丁健康長大，這與清代六堆武力及周邊環境、族群關係有著密切關係。六堆組織的「出堆」、械鬥，除了需要穩定的人口，也需要確實掌握可用男丁，這在清代臺灣黃冊等人口資料尚未準確建立的情況下，登載出生時間與各聚落男丁數量的「新丁簿」也許就提供了這樣的參照基準。換句話說，作福祭儀中的拜新丁，也許是有其現實的環境與社會需求及功能。它可能是六堆地方迅速動員的機制與依憑。

　　二是透過福德會等神明會組織，及經費與爐主等運作系統，可以進一部理解帳簿顯示的內在意義。例如佳冬福德爺祀典，在金額收支和褒忠會則有密切往來。這便與六堆的軍事動員，有相應的連動關係。且根據帳簿的記載，福德爺祀典主要支出除了作福（福廠）與新丁祭典，以及繳納大租為大宗外，就屬「軍事」相關經費了，包含平時的「防番」經費，尤其是1895 年步月樓之役時，便負責在日軍上岸並抵達之前，搶收稻米儲備，並撥款請求右堆美濃援軍的支援。

　　三是作福及拜新丁的祭典，特別是供品類型與取得，某種程度也說明了佳冬本地的生產模式、商品流通及經濟變遷，尤其是六堆和周邊等供品產地的互動關係，包含新丁粄、豬肉、羊肉，特別是海產的取得。這些六堆傳統歲時祭儀及附加發展之紀錄，也許都真切地顯示了百年來佳冬地方社會環境的變遷、實際需求與特殊面貌。

關鍵詞：六堆、佳冬（左堆）、福德會、作福、拜新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