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探討愛玉如何成為臺灣中南部原住民部落文化消費的符碼，及其與國家治理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既有研究聚焦愛玉的植物特性、加工技術與相關實務應用，整體而言，較為缺乏愛玉社會文化史耙梳，也無法得知愛玉作為臺灣原生植物在臺灣社會的生產、消費和接受過程。本研究透過日治時期與戰後報紙、檔案資料，例如《臺灣日日新報》、《高砂族調查書》等，釐清愛玉從「野生植物」成為原住民「經濟作物」歷史發展過程，並逐漸成為臺灣文化消費中，追求部落文化「道地性」食物之一。研究發現是：首先，清朝統治時期，野生愛玉已是原住民與漢人「以物易物」重要物資。日治時期，愛玉一方面是古典文人歌詠對象；另一方面，野生愛玉被日本殖民者歸入「林業」（林產物），作為殖民者在海外市場和博覽會中「展示臺灣」的重要物資。其次，戰後愛玉成為原住民重要經濟來源，在符應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家衛生論述雙重邏輯下，愛玉成為消費市場重要飲品，同時，也受到國家衛生論述監督、規範或汙名。最後，在部落觀光（「一鄉一特色」產業）政策下，愛玉從部落的「邊緣物」，發展成為原住民部落重要的「經濟作物」，成為遠方消費者想像原鄉的文化符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