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旨在以風土經濟與文化符號學為分析框架，探討臺灣紅露酒如何在不同歷史階段中，隨著社會文化脈絡的變遷，不斷重構其飲用文化與象徵意涵。紅露酒在二戰前稱為「紅酒」，原產於福建安溪，是漢人社會的重要傳統酒品。清代時期隨著漢人移民渡海來臺，其釀造技術亦隨之傳入，廣泛應用於家庭祭祀、壽宴與婚慶等儀式。紅酒鮮紅的色澤象徵喜慶與健康，寄託著對長者的祝福與祖先的敬意，為漢人生活禮俗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載體。從風土經濟的視角觀之，紅酒的特殊性不僅體現在糯米、紅麴等原料，以及獨特的釀造工藝與風味，更深深植根於臺灣北部的自然環境、社群習俗與技藝傳承之中。日治時期以降，隨著都市化的推展與殖民資本主義形成，酒樓等餐飲空間迅速興起，成為文人雅士與商賈名流的社交場域。紅酒遂由地方性的飲品，逐步轉化為彰顯身份與品味的都市文化資本。專賣制度的實施進一步促使紅酒商品化與符號化，以「金雞」為標誌的老紅酒，酒標設計融合象徵日本帝國的旭日意象與臺灣文化中的金雞圖騰，展現殖民現代性下的文化混成。紅酒於是被重構為由國家制度與市場邏輯共同建構的消費符號，成為社會階級、文化認同與群體歸屬的重要識別。二次戰後，雖然紅酒更名為紅露酒，但其文化象徵並未隨政權更替而消退，反而在1960年代經濟起飛與社會穩定的背景下，更深植於臺灣人的集體記憶，成為跨世代情感連結與地方認同的重要媒介。

關鍵字：紅露酒、金雞、紅麴、風土經濟、文化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