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45 年，法國作家Émile Daurand Forgues 以「老尼克」為筆名，虛構了一名西方人受廣州行商邀宴、享用燕窩魚翅與野味蟲豸的書信體遊記。這份文本宴席雖非實錄，卻展現了19世紀西方人對「中國宴席」的想像。這個想像從何而來？又如何被中國行動者本身所組織、回應與調整？本文以 19 世紀廣州高級涉外宴席為對象，分析西方遊記、使團日記、官書奏摺與地方文獻中的「餐桌敘事」，考察食物、器物、菜序與身體感受，如何在接觸區中成為文化協商的媒介。研究指出，鴉片戰爭前，廣州行商借助海味、野味、米飯與中西器物，展演地方品味、跨海物質調度能力；邊界食物與就餐禮儀，則使文化邊界在互動中顯現。進入條約交涉期間（如1842年《南京條約》及後續條約的談判），宴席被納入耆英「移步換形」的協商策略之中。 戰後，隨著口岸社會日常化，官商與富裕家庭仍持續調整接待方式以維持涉外交往分寸，而飲食編碼也在商業飯店、西人自辦宴席、公共餐館與旅行書寫中被重新觀看、模仿、消費與解釋，具體的宴飲敘事逐漸脫離原有場景，成為可供徵引的「中國」知識。

關鍵字：廣州、涉外宴席、飲食編碼、接觸區